“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在东北出兵不多，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东三省，从双方的军事人数对比看，当时中国东北军驻军不仅在数量上约相当于日军的6.5倍，而且在武器设备的总体上也优于日军。

据有关记载，当时关东军连一架飞机也没有。从双方力量对比来看，东北军和蒋介石政府完全可以抵抗，加上中国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完全有取胜的可能，可是

为什么中国在短期内迅速丧失了东北的大片领土？归根结底是不抵抗带来的严重后果

。

一、思想认识上一致性的因素

1.国家统一才能抵御外来侵略

对于张学良来说，国家统一的思想核心是“息内争，御外辱”

，国家统一是以拥护中央和服从政府为前提的，在不同的时期，这一主张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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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北易帜到旅欧归来，张学良一直贯彻这一思想，他认为服从中央和政府，就是要听命于蒋介石，这一时期，张学良和蒋介石的思想是一致的。

张学良认为，对内只有消灭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国家统一；只有拥护中央蒋介石的领导，国家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才能一致攘外。

“正是‘权力对外’的基本概念，导致了他在‘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

对于蒋介石来说，这一主张，正是他对内积极剿共，对外避战妥协的一个借口。

国家统一主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东北军来说，全国抗战是东北军抗战的前提，而全国抗战的前提是国家统一。

张学良在“息内争，御外辱”思想指导下，过分强调全国必须一致行动才能取胜，从而导致东北军滋生了依赖思想,也使得张学良对于日本在东北的突然进攻没有做任何的军事准备。

其次，两者认为的全国抗战，主体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实力派，不包括共产党领导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

两者都认为，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只有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而国家统一是“举全国之力”抵抗日本侵略的根本保证。

再次，国家统一后，才能实行全国抗战，国家不统一，是不能对日作战的。

蒋介石采取不抵抗的基本理由之一是“

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辱

”。“安内攘外”思想是蒋介石在1931年7月提出的。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安内攘外”的总国策逐步完善。

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一致安内攘外通电中也提到消灭赤匪是进行御辱攘外的前提。他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辱，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

至此，“攘外安内”的总体战略有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也成为他剿共反人民的理论依据。

2.

对日问题力争和平解决

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对日问题决策状况来看，蒋介石与张学良对日问题力求和平解决，

一个是避战，不与日本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另一个是通过外交途径，推动国联对事件进行调处

。

张学良与东北当局有明显的退避倾向，中央政府由于内部的不统一，退避忍让占据了主导地位。

随着日本不断的挑起事端，蒋介石也开始对日重视起来，但总的立场是退避忍让。“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夜，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向张学良请示对策，张电令荣要谨遵守国际联合会基本原则，无论情形如何，不要以武力相报复。

20日，国民党中常会作出决议“对日武力可退让，交涉决不放松，”此后，蒋介石多次发表演说表达自己逆来顺受，对外幻想依靠国联的态度。

同日，国民党政府告全国国民书也表示“政府即以此案件素质与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

不久，张学良再次向东北军下达不抵抗的命令。此次不抵抗，是想将事变诉诸于国际公审，希望通过外交求得最后的胜利；

但是目前还没到与日军抗战的时候，各军将士对日人依然平常那样对待，不得侵害。

我们不难看出，“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张蒋实行不抵抗的一致性还表现在对日态度的一致性上，他们都幻想通过避战，不与日本进行直接的交战，或者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的干涉，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中日争端，实践证明是不切合实际的。

二、一致性的具体表现

1.对内表现为剿共的立场一致

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之后便走上了一条彻底的反共反人民之路。蒋介石掌握政权之后，为了保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实现个人独裁，把消灭打击各种异己势力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

北伐时期蒋介石的“安内”主要是指国民党内部的敌对派、地方实力派以及中共等一切对蒋介石的权利地位构成威胁的成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安内”主要针对的是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党。

“安内”的重点很显然是针对共产党的，主要表现就是军事上的全力剿共。蒋介石一直坚信，中共是心腹之患，而帝国主义为皮肤小病，所以，“安内”重于“攘外”。这一思想与清末曾国潘的思想大同小异。

2.必要时的武装自卫

必要时武装自卫的实质是，在外来侵略侵犯到自己切身利益时，实行总体不抵抗中的局部抵抗。

在东北问题上，蒋介石的“抵抗”只停留在口头上，更多的只是政治上的考虑。“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当时恐日、民族失败思想、对国际形势判断错误以及幻想依靠国联等各种因素的交织，张蒋二人同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但是，随着日军的步步紧逼，事态的日益严重，加上国联对日问题上的软弱，在“锦州中立区”计划失败之后，中央作出决定：锦州问题,不划缓冲地带，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一再命令张学良组织抵抗，张学良却在军事上不准备死守锦州，日军逼近锦州时，还将该地区军队撤出。

在政治上，张学良在抵抗问题上向中央发电报请求支援，要求中央派大部队援军北上，但蒋介石以剿共战事正急，以难分身为由拒绝北上。

对于与自己利益关系密切的京沪地区，蒋介石进行了防范，准备自卫。由此可见，当日军威胁到自己切身利益时，都会做出一定程度的抵抗。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这种局部的抵抗，更多只是停留在政策的调整上。

并不表明他们要真的抗日，与中共提出的一致对外，全国抗日相差甚远。后来的一系列妥协协定就是很好的证明。

三、不抵抗的后果

对中国来说，九一八事变后，中央和地方一致的不抵抗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东三省迅速沦陷，一系列妥协条约、协定的签订使中国领土主权完整遭到严重践踏。

《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使日本拥有了在华北，甚至华南的有利条件，为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创造了条件。

蒋介石政府有诚心抵抗的行为，不仅造成了国民党内部对他的不满，国民党内部的爱国力量纷纷举旗反蒋，各种中间力量也与政府越来越远。

一定程度上消弱了政府的统治，加剧了民众与政府的离心离德。蒋介石的不抵抗，专心剿共，给中共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第五次围剿，中共被迫长征。不抵抗加速了中华民族空前灾难的来临。

对日本来说，促使了政界的统一，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日军几乎未作抵抗就轻易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军事上的顺利成功，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促进了侵华派的统一。

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但是怎样侵华，在方式上日本政界有很大的分歧。实力较强的有“强硬派”、“温和派”和“北上派。”

这三大派别对话问题上，意见不统一。随着“强硬派”侵华的顺利，中国表现出来的软弱不抵抗，日本政界最终都倒向法西斯这边。

关东军的胜利促进了日本政界的统一，而蒋介石与张学良的不抵抗又是关东军胜利的主要原因。

不抵抗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从此远东的军事格局被破坏，新的世界大战不远了。

结语：

两者的惧外心理、攘外先安内思想、对形势的判断失误，加上对国联抱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等，使得两者在对日态度上基本保持了一致，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愿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一再退让。

发布于：天津市